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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探析
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 姚中启、张海志
2012年05月21日 17:59:53  来源: 中国检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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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然而,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因此,急需立法层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2012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一定程度地平衡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

      (一)作为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美国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德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采取强制排除主义,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则搜查后扣押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审查起诉阶段该证据就排除。而在德国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或称权衡理论,如果搜查是违法的,也不必然导致通过该搜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被排除。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证中的违法行为。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更重于保护个人权利和执法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确立之现状。从我国现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在立法和司法中的状况看,刑事法律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等司法解释确立了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这表明了刑事立法对非法采证行为的否定评价。然而,程序正当理念在刑事立法中的渗透以及刑事司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只是初步凸现,显示了我国证据制度的进步趋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具体的审查起诉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的难点

       1、有效证据和程序正义的关系难以平衡。司法公正要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存在实体优先或程序优先的状况。事实上,在实务中这两种取向往往会产生冲突,如果追求的是实体公正,那么程序公正就会被忽略,非法证据也就有可能被采用;如果追求的是程序公正,那么非法证据就不可能被采用。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影响下,有效证明和程序正义相比,占了太大的比重,程序公正、程序价值很能保障充分实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承担着公诉的职责,现行的量化考核制度的导向下,客观上造成了对程序正义的挤压,本应当并重的有效证据和程序正义并没有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对于整个刑事诉讼公平有效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这种状况,应当更加重视程序正义的价值,当实体与程序发生矛盾时,实体要服从程序,对非法言词证据必须加以排除。

       2、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动议和裁量艰难。认定取证的手段是否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要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判断。基于个人意思自治和私权利可以处分的法理依据,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动议一般由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伤害的人提出,但是如果某一取证手段虽然客观上对相关人造成了损害,相关人基于某种想法主动自己的权利,这一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就没有上升到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层面。在审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不同意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决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该检察机关提出复议,但有可能造成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对证据的重大分歧,影响案件的办理进程。同时,犯罪嫌疑人等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不予排除证据的决定有异议,虽然可以在申诉过程中提出审查要求,但是缺乏具体操作制度,收效甚微。在提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的动议后,动议是否被采纳和最终是否排除相应的证据都需要经过裁量。现行的司法体制下,裁量的过程很复杂,牵涉到侦查、公诉、审判等机关,很不好操作。

       3、到底何谓刑讯逼供在操作上却并不一目了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讯逼供等”或“暴力、威胁等”的例举显然较为粗糙。采用残酷的精神折磨,算不算刑讯逼供?长时间不让嫌疑人吃饭、喝水、睡眠、休息,甚至强迫服用精神药物等方式获取供述,又算不算刑讯逼供?所以要立法加以明确。

三、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几点建议

  (一) 建立体现诉讼价值倾向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的取舍主要涉及以维护社会安全为内容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实际的刑事司法活动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利益保护方面的顾此失彼,即如果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可能会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却可能减弱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使刑事诉讼追求实体正义的目标受到影响,相反,肯定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对追求案件的所谓客观真实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却是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程序正义的目标遭到了破坏。所以,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能兼顾的情况下,遵循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确立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二) 明确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效力

       非法证据被排除后,是否可以通过重新调查取证转化为合法证据,从而又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涉及到“排除”的效力问题。然而,对刑讯逼供之后的合法取得的口供等言词证据是否仍然加以排除的问题,立法没有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无论是否具有真实性,必须予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之所以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不在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真实与否,其价值选择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刑事程序的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使办案机关下决心根治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取证手段。

       (三)建立健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等一系列制度,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检查犯罪嫌疑人身体伤情、向侦查人员了解核实取证情况、审查讯问过程的原始录音录像资料等全案证据材料,对于经过审查或者听证确有证据证明属于非法证据的,由承办人填写《审查证据报告》经所在部门负责人提请检察长决定;对于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有严重分歧的,或者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后对案件认定形成实质性影响的,应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侦查机关对决定由异议的,有权向该检察机关提出复议;对复议结论仍不服的,可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同时,犯罪嫌疑人等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不予排除证据的决定有异议,在庭审过程中由法官裁量,并通过司法审查证据制度实现裁量快速、公正。

       (四)纠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独立承担起防止错案的重任,防止错案也不是其当然功能。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仅仅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起见,我们完全可以不要排除规则,也不必限制任何证据的可采性。因为即使是刑讯逼供所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也并非全是不可靠的;而那些由侦查人员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其真实性也未必靠得住。”“那种将排除规则的宗旨解释为防止司法误判的观点,本身就背离了排除规则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立场,甚至赋予排除规则以本来所不具备的程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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