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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的调查分析---以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为例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 卢建军 蔡春燕
2016年07月27日 21:22:57  来源: 中国检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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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以危险驾驶罪予以严厉处罚,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稳妥地处理了一批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醉酒型危险驾驶“入刑”威慑力初步显现。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量刑轻刑化、司法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该类案件的发案特点和发案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构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的防控机制。
一、本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从发展态势看,呈上升、高发态势。2014年至今,该院总计审查起诉该类犯罪案件193件,其中,2014年起诉60件,占案件总数的12.35%;2015年起诉78件,占案件总数的18.98%;2016年1-5月,受理55件,占案件总数的25.94%。总体趋势逐年上升。
(二)从性别职业看,多为中青年男性为主体的低文化务工或无业人员。从性别看,涉案的193人中,189人为男性,占总人数的97.9%,30周岁以上的有139人,占总人数的72.02%。从职业分布看,以无业、务工人员和农民为主,无业人员54人,占总人数的27.98%;进城务工人员14人,占总人数的7.25%;农民21人,占总人数的10.88%。
(三)从年龄学历看,呈年龄高、学历低的特征。从年龄结构看,涉案人员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19岁,40岁到60岁期间为高发人群,共有96人,占总人数的49.74%;其次为30岁到40岁期间,共有43人,占总人数的22.27%。从文化程度看,以初中以下学历为主,共106人,占总人数的54.92%,高中或者专科学历的47人,占总人数的24.35%,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14人,占总人数的7.25%。
(四)从醉酒程度看,低程度醉酒的人数最多。涉案的193人中,酒精含量最高为376mg/100ml,其中,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到199.99mg/100ml的人数最多,有114人,占总人数的59.07%;200mg/100ml到299.99mg/100ml的次之,有53人,占总人数的27.46%;300mg/100ml以上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7.78%;100mg/100ml以内的共有11人,占总人数的5.7%。
(五)从涉案车型看,驾驶小轿车、面包车、小型越野车的居多。涉案的193人中,驾驶小轿车、面包车、小型越野车的122人,占总人数的63.21%;驾驶小型客车、货车的33人,占总人数的17.1%;驾驶摩托车的38人,占总人数的19.69%。
(六)从案发时间看,主要集中在晚上九点之后。酒驾现象在晚上九点之后集中爆发。就查办的193件酒驾案看,案发时间在21:00—24:00的93件,占总案件数的48.18%;案发时间在0:00—凌晨3点的47件,占总案件数的24.35%;案发时间在18:00—21:00点的24件,占总案件数的12.45%。
(七)从案发方式看,大多为交警执勤被查获。总体来说,案发方式呈多元化趋势,在193件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因交警设卡被查获的102人,占总人数的52.85%;因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出警被查获的81人,占总人数的41.97%。
(八)从判决情况看,处理结果普遍偏轻。危险驾驶案件总体判决偏轻,在已判决的178件酒驾案中,被判处拘役的41人,占总人数的23.03%;被判处拘役宣告缓刑的135人,占总人数的75.84%.
二、本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驾驶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绝大多数醉驾者在饮酒后,主观上或多或少存在侥幸心理,有的轻信自己驾驶技术娴熟不会出事,有的认为夜深人静交警不可能查酒驾,有的认为离家距离较近贪图方便,等等。反映出醉驾者对自身驾驶技术的过于自信,对醉驾行为本身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侵害认识不清,对醉驾行为因行为控制力和判断力减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风险认识不清,安全驾驶意识不强。
(二)驾驶人员漠视法律法规。上述193名醉驾者被查获后,在接受讯问时,均称明知道醉驾行为是犯罪,而且,查办的醉驾者中,有4人曾因饮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行为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而再次醉驾犯罪,表明该些醉驾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规定完全漠视,自以为是,这也是醉驾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观原因之一。
(三)醉驾犯罪违法成本较低。《刑法》第133条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拘役的刑期在1个月至6个月。上述193名醉驾者中,判处拘役宣告缓刑的有135人,宣告缓刑率为75.84%,这比例与同期刑事案件判刑宣告缓刑率相比明显偏高。从判处刑罚的刑期上看,大多集中在拘役宣告缓刑2个月至3月期间,判处刑罚普遍较轻。
(四)受酒文化历史深远影响。我国是一个酒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无酒不成席早已成为习惯,攀枝花也不例外。新春往来、走亲访友、婚宴嫁娶等场合,饮酒更是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汽车时代,人均汽车占有率大幅度提升,都成为危险驾驶案件频发的客观原因之一。
(五)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加大。被查处的醉酒驾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未被发现的醉驾行为远大于此数据,驾驶者亦不可能自首。目前,本区公安交警查处酒驾已经形成一种常态化工作机制,常规检查、专项整治与临时抽检组合出击。从前文对2014年来案发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危险驾驶案件增多的原因与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开展设卡检查酒驾活动有着较高的关联性。
三、本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在司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收集固定证据存在困难。醉酒驾驶是否构成犯罪,既要看犯罪嫌疑人是否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又要看其是否达到醉酒程度。对于在道路上行驶的证据比较好收集固定,有摄像监控和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而对醉酒程度的证据收集固定,实践中存在呼气酒精测试后行为人逃跑、案发后由他人“顶包”、不服检测结果要求重新提取鉴定等不能或无法取得血液样本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局限。
(二)适用强制措施成本过高。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的规定,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只有拘役并处罚金,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条件,一般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实践中,由于对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和强制力,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笔者所在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采取监视居住的23件,适用取保候审的169件,造成醉驾入刑的司法成本太高,司法资源浪费严重。
(三)能否适用相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由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种为拘役,属轻罪,又不需要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要件,因此其完全符合原有的相对不起诉范围。但是,如果对类似案件都作相对不起诉,恐有违该罪立法的原意,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同时“犯罪情节轻微”这一情节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把握,因此,在法律的规定与现实的冲突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
(四)法院量刑尚无统一标准。对醉酒型危险驾驶案,法院一般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被告人认罪态度、酒精浓度、造成的后果来量刑,但目前没有对这些情形作出具体的量刑标准,存在着判处实刑和宣告缓刑的区别,导致同案不同处理结果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司法权威。从本区已判决的178件危险驾驶案例看,缓刑率偏高,实刑率偏低,且判处罚金的比例混乱。如阿聪某某危险驾驶案,阿聪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154.3毫克/100毫升造成了交通事故,阿聪某某被判处实刑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但在任某危险驾驶案中,任某血液中酒精含量181.2毫克/100毫升,亦造成了交通事故,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五)量刑过轻打击效果不佳。因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只规定了拘役,在实践中,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导致打击效果不好。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了从重处罚情节,但没有对应的从重量刑幅度,导致被告人量刑与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等情节关联性不大。本区目前判决的危险驾驶案,刑期集中在拘役宣告缓刑3个月左右,有些案件即使存在多个从重情节,也很难被判处实刑。
四、惩治和预防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细化犯罪情节,统一执法标准。《刑法修正案 (八) 》中关于危险驾驶犯罪的规定,没有明确具体情节,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或者何种情节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缺乏统一认识,可能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需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统一对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以确保刑罚的准确适用。
(二)完善法律配套,实现量刑均衡。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幅度虽仅在拘役一个月至六个月之间,但目前量刑标准尚未完全统一,且对何种情形可以适用缓刑及免予刑事处罚缺乏统一标准。同时建议将危险驾驶罪增加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常见罪名中,对醉驾行为可以按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值确定相应的基准刑,除考虑一般量刑情节外,可以增加基准刑一定百分比的情形。
(三)灵活适用拘传,减少司法成本。拘传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之一,而且是公检法三部门不限案件类型均可适用的措施,但因警力不足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措施除了侦查机关和侦查部门常常使用外,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和法院的刑事审判庭极少适用,实践中可以充分考虑利用这一强制措施强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到案,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
(四) 贯彻宽严相济,适当增加刑种。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危险驾驶罪是符合相对不起诉、缓刑或者免刑条件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具体细化哪些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缓刑或者免刑,以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而对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造成多人轻微伤,仅仅判处拘役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建议增设有期徒刑,有利于更客观地衡量危险驾驶的社会危害性,也能较好地解决存在的一些执法难题。
(五)坚持多方联动,突出综合治理。将日常检查整治与集中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大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排查频率和密度,努力压缩醉驾行为滋生的空间。公安交巡警部门要积极协调保险、银行等机构,建立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酒后驾驶引发交通事故与机动车保险费率联系浮动制度,大幅提高机动车保险费率,并依照规定纳入个人不良信用记录,降低酒驾者的信用等级,以此提高酒后驾驶的违法成本。同时,针对本区派酒、劝酒等酒乡文化习俗浓厚的特点,建议争取政府扶持,依托出租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发展“酒后代驾”行业,为酒后禁驾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保证条件。
(六)注重惩防并举,加强法制宣传。针对目前本区“醉驾”现状,应将无业人员、小轿车驾驶员以及中青年列为重点宣传对象;将饭店、酒楼、ktv等娱乐场所以及外来人员聚集地区作为重点宣传场所。另外,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介对危险驾驶的危险性、机动车及道路的认定标准进行宣传。公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的方式以案说法,法院则可以采取危险驾驶犯罪案件集中宣判或巡回审判的方式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险驾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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